中国印章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在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，先后经历了多个阶段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印章文化，以下是其主要的发展历程：
原始社会与三代——印章的萌芽与形成：早在殷商时代，人们已用刀在龟甲上刻字，其较高的“刻字”水平为印章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。受制陶方法启示，先民们在陶拍上刻纹饰，而陶印即由此脱胎而出。印章的形成与货物及私有财产的发展相关，其作用是证明物归谁主。到了西周，随着商品经济出现，玺印开始具有凭信作用。
春秋战国——百家争鸣与古玺的百花齐放：这一时期诸侯割据、思想活跃，印章从人际间交往的凭证逐渐登上政治舞台，苏秦佩六国相印游说诸国便是例证。各国的官私印章在书体、材质、尺寸、形状等方面均无特殊定制，其文字奇诡难辨、章法参差错落，反映出印人自由地将审美情趣注入创作，使印章呈现出自然、率真、质朴的艺术风格。
秦代——印章艺术在统一规范中发展：秦统一六国后，为体现王权尊贵，只有皇帝所用的印章称“玺”，用玉制作；臣民使用的印章称“印”，用金、银、铜等制作。入印文字是秦书八体中的“摹印篆”（秦小篆的一种），印章风格趋于古朴平整。
汉代——成熟期印章艺术的广泛应用：汉朝基本沿袭秦制，儒家治国思想逐步形成，典章制度更加完善。为方便统治者的体现及公私间交往，专门创造了“缪篆”用于印章。缪篆简便易识，笔画横平竖直，方中带圆，在印章章法中易体现伸缩挪让、顾盼呼应的艺术效果，迎合了儒家的中庸哲理，奠定了汉代印章在中国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汉代官印分文官印和武官印，文官用铸印，武官用凿印。
魏、晋、南北朝——动乱期印章艺术的衰落与生机：这一时期战乱频繁，印章艺术发展相对缓慢，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。
隋唐——转型期印章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探索：随着造纸业的发达，官府文书逐渐弃简牍而改用纸帛，印章蘸上印泥盖在纸面的做法开始流行。北朝晚期至隋，纸张逐渐代替简牍普遍使用，印压在泥上使之凸起的白文直接变为钤印于纸上的朱文，使用更清晰醒目。隋朝统一后将官印新体作为制度固定下来，印章作用从封缄简牍演变为签署文书。印章在尺寸、重量、印纽及使用方式等方面也有变化，导致收纳方式从秦汉私人保管的印囊演变为隋唐官府存放的印匣。
五代、两宋与辽金——官私印的板滞与自由两极分化：唐宋是书法、绘画的鼎盛时期，但印章风格与秦汉时期有较大不同。宋代官印广泛使用七叠篆、九叠篆，印面硕大，风格变为边宽厚重的细朱文印，钤于官防文告上的大红印章彰显出森严威猛的气派。唐宋民间印章仍存汉印遗风，其左盘右绕的叠文篆为明清文人刻印提供了启示。
元代——通俗与复古的分道扬镳及各成异趣：宋末元初，大书画家赵孟頫自篆印文，与Zui早的印学理论家吾丘衍提倡的以汉印为的审美观被元代文人、士大夫普遍接受，奠定了文人刻印以汉印为基础的美学思想。
明代——尚意思想的入印与流派的诞生：明中后期，江南经济发展，市民阶层出现，思想界个性解放思潮兴起，文化环境发生变化。印人的文化品味不断提高，与文人来往密切，印材变革和功能变化也使印章的“文人品味”成为可能。印人把“工匠化”的技术赋予文人品味，使印章成为文人书斋、案头的清玩，文人也更多地参与到印章艺术实践中，印人和文人的身份逐渐融合。“工人印”与“文人印”的分野逐渐形成，文人和工匠在印章上的合作赋予了印章艺术新的内涵，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。
清代——印外求印形成印史上的第二个高峰：明清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艺术思想的碰撞、渗透和衍生，也推动了印章艺术的繁荣和转型。一些失意文人、书画家介入印章创作，他们将自己的情感及书法、绘画的某些因素融入其中，使印章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新面貌，并产生了浙、皖等诸多流派，流派间相互渗透，将印章艺术推向高峰。此时“印章”已发展为“篆刻”艺术。
民国时期——印学的独立意识加强与学科化的雏形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——群芳争艳与独立学科的建树：1955年明确了国家机关印章为圆形，并规定了相关印章的尺度、样式和制发办法等。随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，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圆形印章成为社会各层次印章的主体和主流。而西泠印社的成立以及印学博物馆的落成等，对中国印学的发展、研究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当代篆刻与现代印风的时间概念相对模糊。当代篆刻大概从上个世纪“文革”结束至90年代初中期，其人物韩天衡确定了“奇中见平、动中寓静”“雄”“奇”“变”“韵”的主攻方向，将草篆和写意画的特点引入创作。90年代初中期至今则属于现代印风时期，这一时期的中青年印人和爱好者兴起了流行印风，他们个性张扬，但部分人缺少传统印学功底和必备的文化素养。
中国印章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，它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、民族素质和文化精神风貌，显示了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。
中国印章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在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，先后经历了多个阶段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印章文化，以下是其主要的发展历程：
原始社会与三代——印章的萌芽与形成：早在殷商时代，人们已用刀在龟甲上刻字，其较高的“刻字”水平为印章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。受制陶方法启示，先民们在陶拍上刻纹饰，而陶印即由此脱胎而出。印章的形成与货物及私有财产的发展相关，其作用是证明物归谁主。到了西周，随着商品经济出现，玺印开始具有凭信作用。
春秋战国——百家争鸣与古玺的百花齐放：这一时期诸侯割据、思想活跃，印章从人际间交往的凭证逐渐登上政治舞台，苏秦佩六国相印游说诸国便是例证。各国的官私印章在书体、材质、尺寸、形状等方面均无特殊定制，其文字奇诡难辨、章法参差错落，反映出印人自由地将审美情趣注入创作，使印章呈现出自然、率真、质朴的艺术风格。
秦代——印章艺术在统一规范中发展：秦统一六国后，为体现王权尊贵，只有皇帝所用的印章称“玺”，用玉制作；臣民使用的印章称“印”，用金、银、铜等制作。入印文字是秦书八体中的“摹印篆”（秦小篆的一种），印章风格趋于古朴平整。
汉代——成熟期印章艺术的广泛应用：汉朝基本沿袭秦制，儒家治国思想逐步形成，典章制度更加完善。为方便统治者的体现及公私间交往，专门创造了“缪篆”用于印章。缪篆简便易识，笔画横平竖直，方中带圆，在印章章法中易体现伸缩挪让、顾盼呼应的艺术效果，迎合了儒家的中庸哲理，奠定了汉代印章在中国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汉代官印分文官印和武官印，文官用铸印，武官用凿印。
魏、晋、南北朝——动乱期印章艺术的衰落与生机：这一时期战乱频繁，印章艺术发展相对缓慢，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。
隋唐——转型期印章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探索：随着造纸业的发达，官府文书逐渐弃简牍而改用纸帛，印章蘸上印泥盖在纸面的做法开始流行。北朝晚期至隋，纸张逐渐代替简牍普遍使用，印压在泥上使之凸起的白文直接变为钤印于纸上的朱文，使用更清晰醒目。隋朝统一后将官印新体作为制度固定下来，印章作用从封缄简牍演变为签署文书。印章在尺寸、重量、印纽及使用方式等方面也有变化，导致收纳方式从秦汉私人保管的印囊演变为隋唐官府存放的印匣。
五代、两宋与辽金——官私印的板滞与自由两极分化：唐宋是书法、绘画的鼎盛时期，但印章风格与秦汉时期有较大不同。宋代官印广泛使用七叠篆、九叠篆，印面硕大，风格变为边宽厚重的细朱文印，钤于官防文告上的大红印章彰显出森严威猛的气派。唐宋民间印章仍存汉印遗风，其左盘右绕的叠文篆为明清文人刻印提供了启示。
元代——通俗与复古的分道扬镳及各成异趣：宋末元初，大书画家赵孟頫自篆印文，与Zui早的印学理论家吾丘衍提倡的以汉印为的审美观被元代文人、士大夫普遍接受，奠定了文人刻印以汉印为基础的美学思想。
明代——尚意思想的入印与流派的诞生：明中后期，江南经济发展，市民阶层出现，思想界个性解放思潮兴起，文化环境发生变化。印人的文化品味不断提高，与文人来往密切，印材变革和功能变化也使印章的“文人品味”成为可能。印人把“工匠化”的技术赋予文人品味，使印章成为文人书斋、案头的清玩，文人也更多地参与到印章艺术实践中，印人和文人的身份逐渐融合。“工人印”与“文人印”的分野逐渐形成，文人和工匠在印章上的合作赋予了印章艺术新的内涵，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。
清代——印外求印形成印史上的第二个高峰：明清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艺术思想的碰撞、渗透和衍生，也推动了印章艺术的繁荣和转型。一些失意文人、书画家介入印章创作，他们将自己的情感及书法、绘画的某些因素融入其中，使印章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新面貌，并产生了浙、皖等诸多流派，流派间相互渗透，将印章艺术推向高峰。此时“印章”已发展为“篆刻”艺术。
民国时期——印学的独立意识加强与学科化的雏形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——群芳争艳与独立学科的建树：1955年明确了国家机关印章为圆形，并规定了相关印章的尺度、样式和制发办法等。随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，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圆形印章成为社会各层次印章的主体和主流。而西泠印社的成立以及印学博物馆的落成等，对中国印学的发展、研究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当代篆刻与现代印风的时间概念相对模糊。当代篆刻大概从上个世纪“文革”结束至90年代初中期，其人物韩天衡确定了“奇中见平、动中寓静”“雄”“奇”“变”“韵”的主攻方向，将草篆和写意画的特点引入创作。90年代初中期至今则属于现代印风时期，这一时期的中青年印人和爱好者兴起了流行印风，他们个性张扬，但部分人缺少传统印学功底和必备的文化素养。
中国印章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，它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、民族素质和文化精神风貌，显示了中国艺术的独特魅力。
刀法在篆刻艺术中具有以下重要作用：
塑造线条形态
决定线条的粗细、长短、曲直等形态特征。不同的刀法运用可以产生或刚劲、或柔和、或纤细、或粗壮的线条，从而塑造出丰富多样的印面效果。
例如，冲刀可以形成较为流畅的长线条，适合表现豪放洒脱的风格；切刀则容易产生短而富有节奏感的线条，营造出古朴凝重的氛围。
表现质感和肌理
创造出不同的质感和肌理效果，如光滑、粗糙、斑驳、细腻等。
使印章表面呈现出独特的质感，如石材的纹理、刀刻的痕迹等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真实感。
传达情感和个性
是作者情感和个性的直接表达工具。奔放有力的刀法可能反映作者的激情和豪迈；细腻婉约的刀法则可能体现作者的内敛和含蓄。
比如齐白石的篆刻刀法刚猛果决，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大胆创新的精神。
构建空间与布局
通过刀法的轻重、疏密来调整印面的空间布局，实现虚实相生、疏密得当的效果。
巧妙的刀法运用可以使印文在方寸之间达到平衡与和谐，营造出富有层次感和韵律感的空间关系。
体现艺术风格
是形成不同艺术风格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不同的篆刻流派往往具有独特的刀法特点，如浙派的刀法以切刀为主，线条凝重；皖派则冲切结合，风格多样。
帮助作者形成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，使作品具有鲜明的辨识度。
增加艺术韵味
自然的崩裂、残损等刀法效果能为作品增添意外之美和古拙韵味。
使作品在规整中蕴含变化，在严谨中透露出灵动，提升艺术的审美价值。
刀法在篆刻艺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是实现艺术表达、展现个性风格、构建形式美感的重要手段。
善篆刻的金陵胡文季老先生赠我名章一枚，是汉白文二字印，左右分布，材质虽普通玉石，然方寸之间，其书法、刀法、章法气韵怡然，风骨颇佳，把玩再三，爱不释手。
说起印章，记得有一个记载印章来源的神话传说很有趣，汉代纬书《春秋合成图》:“尧坐舟与太尉舜临观，凤凰负图授尧，图以赤玉为匣，长三尺八寸，后三寸，黄玉检，白玉绳，封两端，其章曰:‘天赤帝符玺’”。神话传说给印章的诞生增加了某种神秘的色彩，且不足为信，但也让热爱印章艺术的人们平添了一份乐趣。
其实中国的雕刻文字，历史悠久，传承至今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。从殷的甲骨文，周的钟鼎文，秦的刻石，一直到如今的政府公章、单位公章、书画家印章，无一不是熏染着刻字艺术的演变与革新。
明朝万历五年进士屠隆先生，在他的小品文《印章》中将印章的刻制过程与心得跃然呈现在纸上，“近刻玉章，并无昆吾刀‘蟾酥’之说，惟用真菊花钢煅而为刀，阔五分，厚三分，刀口平磨，取其平尖锋头为用。将玉章书篆文，以木架钤定，用刀随文镌之，一刀弗入，再锲一刀，多则三锲，玉屑起矣。但不可以力胜之，则滑而难刻。运刀以腕，更置砺石于旁，时时磨刀，使锋芒坚利，无不胜也，别无他术。”
晚清民国时期的国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吴昌硕先生在论封泥中说:“刀拙而锋锐，貌古而神虚。篆法体势方者，方易于劲(遒劲)，但方并非即是劲，故要得其方劲。圆易于转(婉转)但圆并非即是转，故又要得其圆转。有方劲而无圆转，近于犷悍。有圆转而失方劲，近于媚俗。学封泥贵在方劲而兼圆转……。故用刀要拙，不拙则无高古雄深气韵，用锋宜锐，不锐则无峭拔英迈的风神”。
文人之间以印章为题的诗词也非常有意思。北宋大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黄庭坚写过《戏赠米元章二首》，其中“我有元晖古印章，印刓不忍与诸郎。虎儿笔力能扛鼎，教字元晖继阿章。”相传，黄庭坚藏有一方古印，是汉代的铜质官印，上面镌有“元晖”两个篆字，已经有上千年历史，非常珍贵，为了表示对米芾大儿子米友仁（小名虎儿，善行书）的喜爱，就把这方印送给了米芾，还建议他以印上的印文取为米友仁的字，传递了一段米黄之间书法大家友谊的佳话。
《印章的独白》
我，是一枚印章，静静地安卧在这一方宁静的小天地里。我的身躯，或由坚硬的石料雕琢而成，或由细腻的木材精心塑造，而身上所镌刻的字迹与图案，便是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。
在那漫长而又奇妙的雕琢之旅中，刻刀与我亲密无间地接触，每一次的刻划，都是一场破茧成蝶的华丽蜕变。从Zui初的粗糙与懵懂，逐渐雕琢得精致而独特。我真切地感受着刻刀的力量，也欣然承受着赋予我生命与灵魂的神圣使命。
我曾见证过无数意义非凡的重要时刻。当合同在我的身下留下那庄重而严肃的印记，便意味着一份郑重的承诺已然达成；当书画作品因我的点缀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韵味，那是艺术与传统的水乳交融。我，是权力的威严象征，是信誉的坚如磐石的保证，更是情感的温暖寄托。
有时，我被郑重其事地高高举起，在庄严肃穆的文件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庄重痕迹；有时，我被温柔地轻轻抚摸，感受着主人对我那份深深的珍视与呵护。我深知，我的每一次现身，都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与毫无保留的信任。
岁月如流，我或许会在时光的摩挲下渐渐磨损，身上的字迹也许会变得日渐模糊，但我所代表的深远意义，永远不会随风消逝。我是历史的忠诚见证者，是时光的忠实记录者。
在这纷繁喧嚣的世界里，我虽始终默默无语，却以一种独特而坚定的方式，轻声诉说着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。我的存在，是一种矢志不渝的坚守，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承。
土默特左旗刻章|土默特左旗公章、财务章、合同章、法人章善篆刻的金陵胡文季老先生赠我名章一枚，是汉白文二字印，左右分布，材质虽普通玉石，然方寸之间，其书法、刀法、章法气韵怡然，风骨颇佳，把玩再三，爱不释手。
说起印章，记得有一个记载印章来源的神话传说很有趣，汉代纬书《春秋合成图》:“尧坐舟与太尉舜临观，凤凰负图授尧，图以赤玉为匣，长三尺八寸，后三寸，黄玉检，白玉绳，封两端，其章曰:‘天赤帝符玺’”。神话传说给印章的诞生增加了某种神秘的色彩，且不足为信，但也让热爱印章艺术的人们平添了一份乐趣。
其实中国的雕刻文字，历史悠久，传承至今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。从殷的甲骨文，周的钟鼎文，秦的刻石，一直到如今的政府公章、单位公章、书画家印章，无一不是熏染着刻字艺术的演变与革新。
明朝万历五年进士屠隆先生，在他的小品文《印章》中将印章的刻制过程与心得跃然呈现在纸上，“近刻玉章，并无昆吾刀‘蟾酥’之说，惟用真菊花钢煅而为刀，阔五分，厚三分，刀口平磨，取其平尖锋头为用。将玉章书篆文，以木架钤定，用刀随文镌之，一刀弗入，再锲一刀，多则三锲，玉屑起矣。但不可以力胜之，则滑而难刻。运刀以腕，更置砺石于旁，时时磨刀，使锋芒坚利，无不胜也，别无他术。”
晚清民国时期的国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吴昌硕先生在论封泥中说:“刀拙而锋锐，貌古而神虚。篆法体势方者，方易于劲(遒劲)，但方并非即是劲，故要得其方劲。圆易于转(婉转)但圆并非即是转，故又要得其圆转。有方劲而无圆转，近于犷悍。有圆转而失方劲，近于媚俗。学封泥贵在方劲而兼圆转……。故用刀要拙，不拙则无高古雄深气韵，用锋宜锐，不锐则无峭拔英迈的风神”。
文人之间以印章为题的诗词也非常有意思。北宋大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黄庭坚写过《戏赠米元章二首》，其中“我有元晖古印章，印刓不忍与诸郎。虎儿笔力能扛鼎，教字元晖继阿章。”相传，黄庭坚藏有一方古印，是汉代的铜质官印，上面镌有“元晖”两个篆字，已经有上千年历史，非常珍贵，为了表示对米芾大儿子米友仁（小名虎儿，善行书）的喜爱，就把这方印送给了米芾，还建议他以印上的印文取为米友仁的字，传递了一段米黄之间书法大家友谊的佳话。